三个解放成就了民营经济 ——读张志勇的《民营企业40年》

2019年03月22日16:03来源:中华工商时报 作者:陈雪根
  是什么形成了历史的合力?通读张志勇的《民营企业40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思想解放、人的解放、私的解放,有了这三个解放,才有了民营经济的40年。  
  张志勇的《民营企业40年》出版了,像他这样持续关注民营经济的媒体人似乎并不多,或者说,国内研究民营经济的人就不多,在改革开放40年这样的关键时刻,以这样一本书为改革开放立传的,除了张志勇,也就只有庄聪生的《中国民营经济四十年》了,庄聪生的书,官方色彩似乎浓厚些,而张志勇的书更多地体现了民间视角,这就使得他的书民味更重些。正因为他的视角是民间的,因此,很多时候是带着感情的,他常常把自己摆进书中,这又使得这本书有了一个更显著的特点--这是一本有温度的书!也是一本有态度的书!
  在写作这本书的过程中,笔者有幸与他多次探讨民营经济40年的历史,探讨这本书将以一个怎样的视角呈现这一段历史,探讨这一段历史该怎么分期,探讨民营经济将走向何方。10年前,张志勇写过一本书,书名叫《中国往事30年》,写的正好是改革开放30年的民营经济历史,因此,这两本书可以看做是姐妹篇。很多人可能只注意了书名,没有注意副题,《中国往事30年》的副题是:揭幕民营经济中国式进程。而《民营企业40年》的副题是:它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重新找到方向。大致体现了张志勇对民营经济不同发展阶段的精确把握,也体现了他乐观的一面。而如果让我来起副题的话,我会写成:它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重新寻找方向。读了张志勇的《民营企业40年》,也许你会赞同他的观点,民营经济早晚会重新找到方向!
  人们常说言必称希腊,而张志勇是言必称黄仁宇。大历史因此成为他构建40年民营经济史的基石。显然,40年的改革开放是40年民营经济史的底色,也只有把民营经济放在整个中国40年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来梳理,才会更好地理解和认识中国改革开放40年,但实际上,40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只不过是新中国70年历史的第二乐章,如果把它放到更深更远的历史背景下,也不过是150多年前洋务运动寻求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的延续,所不同的是,只有改革开放,才找到了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到达彼岸的正确道路。张志勇说:“我一向主张,站在更广阔的视野下来审视和观察改革开放40年,放在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通过改革开放实现工业化和强国梦,是前无古人的事业,其复杂性胜过革命百倍,正因此故,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自身的改革,也是全人类的一项实践,它不仅实现了中国历史的转型,让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央,也推动了世界范围的社会转型。”
  通过大历史,张志勇不仅建构起了他民营经济40年的历史观,也真正深刻地把握了这场变革深厚的历史意义和丰富的现实意义。在张志勇看来,历史就是一种必然,一种宿命,民营经济正是在这历史必然性中破土而出,寻找出路,破浪前行的,而人民是民营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40年的民营经济发展史,有曲折,有阻力,但谁也阻挡不了它前进的步伐。这里,“既有人民的创造,也有政治家的胆识,更有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精神”,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合力,民营经济在千转百回中总能找到新的方向。
  是什么形成了历史的合力?通读张志勇的《民营企业40年》,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是思想解放、人的解放、私的解放,有了这三个解放,才有了民营经济的40年。
  回顾历史,我们大家都知道,改革开放初期那场决定中国命运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打破了过去长久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冲破了‘左’倾思潮,是对‘两个凡是’的摧毁。它深刻地说明专制主义思想必然被批判和抛弃,一切违背社会实践和人民意愿的主张必然受到检验和唾弃。”实际上,思想解放也非单行线,而是一股合力,是一股基层和高层之间的合力。在高层,有胡耀邦以一种“我们不下油锅,谁下油锅”的历史担当,振臂一呼,义无反顾地开启思想解放的大门,在基层,小岗村的村民们,没有饭吃的返城知青们,陈志雄、高德良、年广久们,何尝不是思想解放的先驱!正是他们以自己的生命为担保,率先砸碎了禁锢人们头脑的左倾锁链,大胆地想,大胆地闯,勇敢突破有公无私的意识形态牢笼,突破雇工七个八个的教条主义魔咒,才在公有制经济之外催生出了个体私营经济,才形成了个体户、农民企业家、私营企业主这样一个社会阶层。
  张志勇的观察是敏锐的,思想解放是改革开放的先导,如果我们的思想还在追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还在拼命地“割资本主义尾巴”,何来改革开放?何来民营经济?事实上,在民营经济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没有思想的解放,实践就不可能前行,党的理论政策也不可能有创新突破,也就不可能有蔚为大观的民营经济。
  按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人的需求有五个层次,从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到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建国以来,为了建设公有制的天堂,不仅人的需求被强迫压制,而且,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还把活生生的人异化为没有思想、没有欲望的物,模糊、扭曲、乃至抹杀了人性,改革开放首先要唤醒的就是已经麻木的人性。没有人性的觉醒,没有人的解放,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不可能有民营经济。
  张志勇说:“如果把改革开放40年分为上下两场的话,在我看来,前20年,上半场是实现对人的解放;后20年,下半场是实现资本的解放。”邓小平深知这一点,因此,他甫一出场,就在五老火锅宴上,给经历了社会主义改造洗礼的民族资本家们脱帽加冕,还他们尊严,请他们出山。胡耀邦则把千千万万蒙受各种冤屈的人们拉出了泥沼,清除各种污泥浊水,还他们以清白之身。
  吃饭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前提,与其把他们圈养起来,饿着肚子“闹革命”,不如把他们放出来,让他们自己找饭吃。正是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让很多人绝处逢生。于是,脚上沾着泥水的农民洗脚上岸,脱离集体,成了农民企业家,一批国有企业中的能人,停薪留职、辞职单干,成了私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董事长,以天下为己任的科技知识精英,放下轻商的痼习,下海创业,成了新一代民营企业家。没有人的解放,没有人性的复归,没有对人的尊重,就不可能有这么一大批人敢于冒着风险,成就属于自己的事业。以至于张志勇要用诗一般的语言赞美:“那一年,我16岁。1978年,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对人的彻底解放。”
  因此,民营经济实际就是人本经济、民生经济。在民营经济已经发展壮大的今天,就业依然是民营经济最大的贡献,哪个地方民营经济发展得好,经济就兴旺,人民生活质量就高。犹如吃饭生存是人的本能一样,市场也是经济自身存在发展的本能,从这个意义上说,民营经济才是真正的市场经济!40年,我们终于选对了市场经济,才有了民营经济的今天。
  张志勇说改革开放的下半场是资本的解放,但他说得更多的是“私”的解放。在我看来,“私”的解放更确切些。道理很简单,在公有制的汪洋大海中,在清除一切私有财产、私有观念的环境下,不把“私”解放出来,怎么可能有个体私营经济的萌芽?事实也是如此,个体私营经济就是在公有制的边缘生长出来的,党的理论政策也是因为承认并不断扩展了“私”的范围,才使得个体私营经济获得了准生证,并终于长大成人的。再者,只有把“私”首先解放出来,才会有资本的解放,没有“私”的解放,资本也就不成其为资本。因为,资本是市场经济最主要的生产资料,不打开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缺口,怎么发展私有经济?怎么发展市场经济?
  在《民营企业40年》中,张志勇认为:“包产到户的承认,其本质是对‘私’的承认;知青大返城,就业问题是‘逼’出来的个体私营大军,”一切源于对“私”的承认和解放。用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来说,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破除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束缚,为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打开了大门。”所谓所有制问题上的传统观念,就是视私有制为洪水猛兽,非欲除之而后快,破除这个传统观念就是承认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发展私营经济。正是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才有抓大放小、国退民进,也才有“两个36条”等具体的政策,为民营经济发展腾出空间。从建国初期到1954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都有“私营经济事业”、“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的法定地位,但到“1978年,中国还没有一家私营企业,当时民营企业的概念都没有,个体经济为14万人(户)。”1988年,经过10年的改革开放,“私营经济”四个字才再次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之后,才有非公有制经济成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才有“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写入宪法。
   从有“私”到无“私”,再到有“私”,这是一个轮回,也是一次“救赎”!张志勇提出的“私”的解放,应该说非常准确地抓住了改革开放、发展民营经济的命门。事到如今,承认不承认“私”,在多大程度上承认“私”,恐怕是“它们走到一个十字路口,重新找到方向”的答案所在。
 
 
(责任编辑姜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