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年底，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宣布向皮猜交接大权。
继微软公司将 CEO 位置交给印度人纳德拉之后，又一位印度裔经理人接管了硅谷巨头帅位。2004 年，皮猜加入 Google，对谷歌的产品业务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根据《哈佛商业评论》的研究，世界 500强企业中，30% 的掌舵人都是印度人。其中，不乏像谷歌、微软、万事达卡、百事可乐、联合利华、标准普尔等全球知名企业。人们印象中，印度最著名的输出是咖喱、瑜伽和宝莱坞电影。现在，这三者之外，可能还需要加上“CEO”。印度裔在北美的强大已经不是新闻了，但究竟为什么强？
不少人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比较普遍的看法是印度人在英语方面的先天优势。但问题来了，同样是英语化程度很高的菲律宾，为什么输出最多的却是菲佣？
印度人在全球科技行业占居高位的背后，有没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登上硅谷权力顶端的皮猜，是土生土长的印度人。他的父亲是电气工程师，母亲是一名速记员，家境普通。同样，纳德拉也出生在印度一个普通的家庭，父亲是一名公务员。2014 年，他取代史蒂夫·鲍尔默成为微软 CEO。
跻身全球 500 强企业 CEO 的印度裔中，平民背景的并不少见。如果要寻找他们成为大企业CEO 的秘诀，有一点不容忽视，那就是教育背景。
帝国理工的基因
他们的履历都显示他们大多数在印度顶尖高校——印度理工学院完成本科教育，然后在国外知名大学深造。
他们的成功跟印度理工学院有什么样的渊源？
印度理工学院，据说是全球最难考的大学之一，录取率比哈佛大学还要低。虽然全球排名在100 开外，但被印度视为“科学皇冠上的瑰宝”。印度人号称，一流人才去印度理工，二流人才才去麻省理工。
有人说它是精英工厂，有人形容它是斯巴达式大学，有人把它比喻为接受地狱式训练的新兵训练营，有人称赞它是最有效益的大学……尽管人们对它的评价不一，但它确实在向全球输送人才。谷歌、微软、美光科技等公司的 CEO 均来自该学府。
要了解印度理工学院，可以从一部经典电影《三个傻瓜》中去窥斑见豹，这部电影的原型即为印度理工大学。
虽然电影中展现了学校里的教条、压抑、呆板，毫无创新精神，但是作为电影总要树立冲突与反面，往往并不反映真实情况。影片中弘扬的价值观及出彩的情节，才真正反映了印度教育所推崇的理念。
用一句翻译过来的台词就是 ：喜欢穷折腾。不论是开头的电击门口小便者，还是最危机关头的紧急助产里的临时网络教助产、自制发电机、自制吸尘器吸胎儿……都完全体现了影片对智慧的概括 ：敢于穷折腾、动手能力、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能力。
有数据显示，在教育拨款上 ：印度理工学院每个学生每年约30万卢比，折合2.9万元人民币。而清华 2017 年的教育经费拨款 30 亿元、科研拨款 50 亿元，全校学生 3.6 万人。如果算总拨款的话是平均一个学生约为 22 万元，即使只算教育拨款也高达约 8 万元，从任何角度都碾压印度理工。
相比中国大学要少得多的资源来说，印度理工大学的穷折腾有一定原因，但是穷折腾并不意味着创新能力的减弱，在某种程度上穷折腾甚至还更能激发印度人的创新能力。
郑林允是埃尔特教育签约老师、动手达人，也是读库、读小库科学类书籍的译者、作者。因为工作的关系，他一直在搜集关于青少年科技制作、实验类的资料。他曾经阅读过一本从美国引进的制作类书籍《爱上制作》，里面讲到一位印度老师 GUPUTA，教授孩子用各种廉价的材料甚至是回收的垃圾制作科学玩具，譬如一支铅笔不依靠任何竖直方向的接触而悬浮在半空中……
他打开这位老师的网站，打开里面的“来自垃圾的玩具”链接，他被强烈地震撼到了 ：废自行车内胎做的打气筒、吸管做的水泵、只剩一半的篮球做的数学模型、废光盘做的发电机、自行车气芯橡皮和火柴棍做的原子模型、饮料瓶做的肺部呼吸模型……
应有尽有，郑林允发现 GUPUTA 就是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的。
另一个在 TED 大热的视频《对抗全球疟疾的新利器——50 美分的显微镜》，则讲述了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员 Manu Prakash 博士发现非洲疟疾检测的重大问题是显微镜过于昂贵，以至于当地人根本不敢轻易使用，因为一旦损坏的结果是数月甚至数年的工资。
于是开发出了一种基于折纸技术的显微镜Foldscope，这种极其低成本、方便运输和维护的显微镜正越来越在贫困地区的疟疾防治中发挥出无与伦比的作用。
它甚至被开发出设计者都没有设想到的用途，比如在卢旺达，当地植物病理学家用它来检测香蕉作物上的真菌，而坦桑尼亚的孩子们用它来检测牛粪中的寄生虫。更因为它的低廉价格，它越来越多地成为世界各国生物、科学课上每个学生都可以拥有的学习设备，大大促进了科学教育的热情和普及。
而 Manu Prakash 博士也是早年毕业于印度理工学院的印度人。
从 GUPUTA 的垃圾玩具到 Prakash 的折纸显微镜，让人感悟到那种深入核心的“穷折腾”精神。在郑林允看来，这就是正在印度发生的科技教育实践，这样的实践正在为印度更强大的科技人才培育发挥着重要作用。
据了解，印度人对印度理工学院的崇拜与其国家教育政策息息相关。和中国类似，建国后印度希望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增强其人才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十分重视工程技术教育，早在上世纪50 年代就仿照美国麻省理工学院 (MIT)，在全国相继建立了 7 所印度理工学院（因此 IIT 有 7 个分校），发展至今，印度已经有了 550 多所工程技术学院和 1100 多所科技学院。
印度人重视理工技术的策略成果显著，印裔CEO 多是理工类出身。在具备了一流的专业实力后，远赴英美深造，毕业后都会被“抢购一空”。印度理工学院的毕业生也热衷于到美国创业就业，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副教授萨克斯恩对美国高科技企业集中地硅谷的新移民企业家进行了一项调查，在约 2000 个新开办的企业之中，约有四成是由印度人开办的。它们的创办者当中有一半是印度理工大学的出身。
近 20 年来，印裔高管不仅在跨国公司崭露头角，甚至出产这些 CEO 的上游产业即全球主要商学院，也逐渐被印裔“统治”。目前，哈佛商学院、芝加哥商学院INSEAD 商学院这 3所世界级商学院就由印度人担任院长。
鲜明的管理特征
理工立国的高等教育给了印度科技、工程人才一个成长的理想环境。除此之外，印度高管的一些特征也非常值得分析。
比如，他们普遍重视管理。谷歌的皮猜、微软的纳德拉，目前科技公司大部分印度籍 CEO都是从工程师起步的，并且都获得了美国名校硕士、博士或者工商管理硕士等学位。
先技术而后管理，使得他们在技术一线和管理层都有极强的威信。
印度裔 CEO 们还给人留下了谦逊的印象。一些硅谷的科技企业的创始人，都有着鲜明的个性，苹果创始人乔布斯是有名的坏脾气，爱挑剔，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和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也都是非常强势之人，英特尔创始人格鲁夫的名言“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更是被业内所广泛知晓。和这些大佬相比，印裔高管显得更谦逊、包容。据悉，皮猜和纳德拉都是性格温和、为人友善之人，皮猜更是谷歌出了名的好好先生，在公司有着极好的人缘，而纳德拉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化解冲突，善于促成合作。
还有学者指出，印度裔管理者具备极高的“文化智商”。“文化智商”是指人们能够在不同文化中茁壮发展、有效运作的一种能力，与情商相互补充。情商高的人善于抓住人们之间的差异，而文化智商高的人则善于洞察不同群体、组织、文化间的差异，具备多元文化的包容性。
印度是一个多人种、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的国家，这种多元的环境和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有诸多相似，因此，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印度人对于差异性习以为常，他们可以接受别人与自己的不同，也可以坚持自己与别人的不同。印度这个多元文化熔炉，使得印裔到了其他国家，特别是到了美国如鱼得水、游刃有余。在复杂的环境中善于求同存异和谋求共识，是印裔高管的共同口碑。
硬币的两面
除了教育背景，印度人进入公司高层，还和他们的坚持不懈有关。他们通常有耐心在同一家公司慢慢升职，而不是为了更多的薪水跳槽。
在微软工作 20 多年后，纳德拉被任命为首席执行官。皮猜在谷歌工作 10 多年后，从一名产品经理跃升为 CEO ；百事可乐前 CEO 卢英德 1994 年就加入百事，十多年后被任命为CEO……
作为全球最大的移民来源国，印度人口大多涌向了美国、英国等传统东道国。数据显示，2010 年到 2017 年之间，美国移民人数中，涨幅最大的外来移民的来源国为印度，增长了 83万人，增长率为 47%。与之相对应的是，越来越多的印度人在美国大公司中担任高层职位，其中以硅谷最为典型。
与印度高科技人才在国际巨头公司叱咤风云的姿态相比，他们在自己国家内的表现却大减风骚。最新的世界 500 强榜单中，有 129 家来自中国，121 家来自美国，7 家来自印度。其中，印度排名最靠前的信实工业公司，也只是排在第106 位。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印度人在国内难以施展拳脚，只有走出国门，才能争取更多的机会。
这就形成了一枚硬币的两面。
与华人相比，印度人在一家公司更能坚持不懈的韧性也能从某个角度被解读为 ：印度 CEO大多只能在硅谷工作，实现抱负，获得发展。而相形之下，在硅谷的华人却有一条比在美国继续熬下去更好的出路——回国创业或者归国精英。
与印度人相比，在硅谷的中国高科技人员形成回国创业的风潮其实具有一定的历史背景。
有组织地延揽硅谷人才，起源于教育部1996 年设立的“春晖计划”。以往，这个项目主要是资助优秀海外留学人员短期回国服务的一种年度活动。1999 年的“春晖计划”是除了由教育部和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馆合作，以当时李岚清副总理的名义邀请 25 名硅谷留学人员归国，并在各大城市考察、大学演讲和领导人接见。另外，和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这一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是这 25 名留学人员参加了当年的国庆观礼。
1999 年是个分水岭，在此之前海外归国的精英当然也有不少，比如创立搜狐的张朝阳，但是他们大多是零散归来的，而以 1999 年为界，有 25 位优秀海外留学人员组队参加，规模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1999 年以后，则越来越多。这群人中有百度创建人李彦宏，有中星微集团创建人邓中翰，有虹软科技创建人邓晖……
相形之下，无论是西方大型跨国公司的高层，还是担任首席执行官，印度人在国际舞台上都展现了卓越的领导能力，但对印度国家本身来说，却是人才的流失。
《印度时报》曾经指出 ：“这么多印度人登上了世界上一些最有价值公司的最高层，这是值得庆祝的事情。然而，与此同时，它应该让我们停下来，问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为什么他们在美国留下了印记，而在他们出生的国家却没有 ?”
事实上，背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机会太少。印度公司似乎并不想从全球劳动力市场招聘高级管理人员，大型印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通常是公司管理层的家族成员。
就拿印度最知名也最古老的企业——塔塔集团来说，该公司旗下拥有豪华车品牌捷豹，能够制造全球最便宜的汽车。2011 年，塔塔集团选择了股东沙普尔吉·帕隆吉之子——赛勒斯·米斯特里当接班人，这是塔塔集团历史上的第二位外姓董事长。
即使是股东之子，在家族企业也难以站稳脚跟。2016 年，赛勒斯·米斯特里被塔塔集团罢免，公司内部上演了两大家族之战——塔塔家族和沙普尔吉·帕隆吉家族之争。
显然，摆在印度面前的一个问题是，该国如何才能创造一个商业环境，为纳德拉或皮猜这样的人提供激励和机会？与此同时，随着皮猜、纳德拉和纳拉延等人物的崛起，人们也开始质疑印度自身的技术野心。为什么印度没有发展出自己的谷歌？
在思考这些问题的答案时，人们很容易想到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2019 年，中国的世界 500 强企业数量已经居全球首位，且已经诞生了腾讯、阿里巴巴、华为、京东等科技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一些初创企业正在印度崛起。印度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考虑创业，已经成立的初创企业也数不胜数。这些公司能否成为下一个巨头，还有待时间来检验。这又会不会改变印度人称雄全球商业巨头 CEO 的状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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